主题：深度丨中国医患暴力的前因后果

2016-05-09 11:05:06　来源: 武小华 查看原文

事出有因必有果。说这是一部史，它一定要陈列在耻辱册里，陈列在这个民族前所未有的耻辱册里。

十几年前的非典期间，我一个人蹲坐在西直门附近一个叫索家坟的破旧小区花园的石凳上，这时候一个显然有点精神问题，明显焦虑压抑的中年北京男子过来和我搭讪，和我絮叨起他的失业他一个堂堂北京人的没尊严，然后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话:现在所有的经理都坏透了(可能是某个开除他的经理得罪了他)，所以他们就该得非典，那些白大褂(医生)也坏透了，所以要传染给他们! 我问了他一句为什么恨医生，他说医生说他抑郁单位说他装病，医药费报销不了，自己花了很多钱吃了一堆没用的药，医生为了回扣把他坑了。

那时我的表姐在不远的人民医院读临床博士，非典期间被隔离在医院的病房，回不了家还要连轴转的工作，人民医院是非典的重灾区，很多医生因为非典死亡或者终身残疾(激素的使用导致股骨头坏死)。而在医院附近，这个接受过医生治疗的男子不但没有同情他们，却在憎恨他们，这个男子不合逻辑恶狠狠的神态让我印象深刻，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如此憎恨医生，而此后我逐渐认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很多名人、明星，在这些名人关于医生的话题中，我又看到了他们脸上复制着这个男子仇恨的表情。

我的一个长辈，一个受人尊敬的老人在美国奋斗一生，无儿无女，为了感激医生在他和妻子生命最后时刻的关照，为了减轻更多病人的痛苦，他把上亿美元的资产捐赠给美国著名医学院，其中部分资金用来培训中国医生，他生前告诉我一句话，医生和律师是人生最后可以托付的人，医生会送你上天堂见上帝，而律师会安排好葬礼和遗产。在世界范围内，甚至自古以来的中国民间，医生都是倍受社会尊敬的职业(这里不包括中国古代的御医)。但是现代中国，我不仅没有听到一个富人会在身后把自己的遗产捐赠用于医学研究，而且遍地充满对医生仇视，我曾尝试问过一个中国富翁，是否会在身后把财产捐赠给国内的医学院，但是他说:在他生前会花大价钱请最好的医生，会把钱花在最好的医院，没有身后捐赠的习惯。我想这就是中国富人习惯驾驭于某种社会资源获取财富，更习惯于驾驭医生和医疗资源。

1、“钱权之势”驾驭医疗如同刍狗

请容许我用倒叙开始这段耻辱的历史。2014年北京，一个朋友的弟弟急速的肝衰竭，三十多岁年轻的生命突然倒下，上有老下有小，我的朋友哭着和我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弟弟。和一般工薪阶层不同，我的朋友经过多年奋斗，积累了一些财富， “不惜一切代价” 意味着他愿意不惜金钱去救弟弟的性命。当弟弟以肝肿瘤(结节待查)在某著名肝病医院住院，恰逢国庆期间，医生放假，当出现明显肝衰竭症状时，值班的医生依旧按照主治医生的医嘱执行着常规性治疗，未将病人的迅猛发展的病情报告给二线医生，我的朋友在请求了院外医疗支援的情况下，家属当机立断给病人按照肝衰竭治疗。转科、转ICU都费劲周折。人工肝透析治疗时，医院没有血浆，家属组织献血、调配血浆，全国各地的寻找肝源准备肝移植。很幸运的是就在病人命悬一线的时候，肝源找到了，病人成功肝移植。

身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医院、医生极其被动，没有一个负责的医生拿出有效的治疗方案，而是被动的被金钱、权利关系牵引，我的朋友坐镇其中，运筹帷幄，淡定指挥，出钱出力，这种气势却让我似曾相识，不仅让我想起皮科医生、医学记者安然关于十几年前的“哈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案”中的主人公翁强。

2005年，翁强的父亲翁文辉因患恶性淋巴肿瘤入住哈医大二院66天，先后共花去医疗费550万，这就是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很悲催的是这种载入中国医患关系史的事件，并没有纳入法律教材，却成了某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治题目”，给研究生传达什么信息呢?

“十年前冬天的晚上，我乘出租车来到北京紫玉山庄大门口，翁强派了一辆带警灯的汽车把我接到他的住处。我吃惊地发现，这位中年商人赤裸着上身，焦躁地在两套房子之间来回走动，不停地接听电话，大声应付着全国各地记者的来电。虽然我是按事先约定来采访他的，但是当天晚上，他并没有时间坐下来和我谈什么。后来，他亢奋地对我说，“我要搞一个大型记者招待会!”他用这句话打发了我一整晚的等待。在我离开的时候，他建议我的报道取名为“白衣下的黑幕”。翁强是轰动全国的“哈医大二院天价医药费案”中死者翁文辉的儿子。当时，媒体纷纷使用“住院67天总花费550万元”的骇人说法描述这一事件，引爆了全国上下对医疗界的愤怒，以及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怨恨。那天晚上以及随后两次进入紫玉山庄别墅，我看到翁强在风暴眼中一直运筹帷幄，调动各路媒体，他当时的气势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安然医生《哈医二院天价医疗费调查》

安然医生调查，就是这个自己父亲死后亲自操纵媒体，曝光医院管理混乱的富翁，在父亲生前住院的66天内，操纵着全国最优质的医疗资源，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父亲死灰般将逝的生命，以“钱权之势”影响和主导医疗过程，耗费巨资、调动大量医疗资源，努力对病人进行施救:共有20多位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专家组成了一个“超级会诊队伍”，进行了100多次会诊。而哈医二院在汇报材料中，明确指出会诊专家多为翁强邀请。而且“病人转进医院的时候，两栋楼之间仅200米长的小路上，加长的林肯车和数辆奔驰、奥迪车，分别把路口封锁”。

在这两次事件中，医院、医生非常的被动，病人家属以“钱权之势”驾驭医疗如同刍狗，这在世界医疗史中都是非常奇怪的现象，主导医疗的不是医生，而是病人背后的钱权。

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中，自古都分为两个体系，一个是御医体系，一个是民间名医体系，中国的帝王权贵同样喜欢以钱权之势驾驭医疗如刍狗，他们供养御医体系，追求长生不老，秦始皇派徐福去东瀛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最后等不回来死在了秦皇岛;皇帝宫廷组织太上老君一样的御医炼丹，从汉朝到清末从来未断绝过。这些皇帝吃了所谓的丹药不但没有长生，反而多数短命或者无子嗣。这些御医不但没有促进中国医学科技的发展，反而使得中国最高阶层的医学观念一直停留、倒退到巫术的原始社会，当然我们不谈炼丹的副产品火药对改变世界格局的作用，中国的蒙昧不开的御医直接的影响到中国社会科学文明的进步，以至于两千年停滞徘徊不前。(当今权贵名流喜欢找巫师的源流就来自这里)

不惜一切代价为权贵服务的御医制度是历史的退步。——唐师曾

相反巫术横行的御医体系，中国的民间名医给中国留下很多的医学瑰宝。扁鹊、华佗、张仲景这些名医在中国民间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社会推崇。当然他们也曾给权贵看病，扁鹊为蔡桓公诊病，蔡桓公仍然控制整个医疗过程，始终认为自己没有疾病，以为扁鹊是为了邀功请赏而给自己治病，扁鹊三次提醒无效，当疾病无法控制身体有所感觉的时候，才请扁鹊治疗，而扁鹊早已逃往秦国。古代民间名医，是不屈从于权贵和为权贵服务的。——《韩非子·喻老》

同样是名医的华佗，这位为关羽刮骨疗伤的外科学家、麻醉学始祖，曾想为治疗曹操的风疾而做开颅手术，而曹操臆想华佗想谋害他就把他杀了(当然也许是传说，但暴露权利对医生的残害)，这是中国暴力杀医史的开端。

2011年，我在中国首先开展了婴儿颅骨畸形的矫正工作，一个河北的富翁女儿从小因为头偏向另一边而苦恼。看了很多医生，医生毫无办法，只能期待孩子逐渐长大后有所改善，然而随着孩子的长大，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严重了。当她的父母听说矫正头盔可以矫正时找到我，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孩子患有一种罕见的颅骨畸形“左侧人字缝胎儿期闭合”，需要手术把闭合的颅缝打开，给小脑发育的空间(此时，孩子的小脑已经由于颅骨的挤压长到颅骨外面到颈椎部位了，医学上叫小脑下疝，已经非常危险了，可能一个鞭性损伤就会致命)，于是我给父母推荐了国内几个知名的神经外科医生。由于这例疾病比较罕见，国内很少有医生研究，天坛医院小儿神经外科主任张玉琪认为疾病不存在，国内一些专家建议用传统的手术方法开颅给孩子做手术。这个富翁可能看遍了中国的小儿神外专家听到了不同的建议，某天又找到我，要我给他推荐世界上做这种手术最好的医生，我说世界上没有最好的医生，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DR.David F. Jimenez，内窥镜的手术方法可能比较适合您的孩子，手术创伤小而且恢复快，但是我不知道国内哪个医生可以用这种方法。

于是这个富翁父亲飞抵美国，找到Dr. Jimenez，对Dr. Jimenez和他的夫人(整容医生，在这类手术中为Dr. Jimenez担任助手)说可以花大约10万美元请Dr. Jimenez和夫人来中国为他女儿手术，来中国的所有费用不包括在内，并为Dr. Jimenez办理在中国行医的一切手续(也许他有足够的能力)。但是Dr. Jimenez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中国医生可以完成这种手术，没有必要必须让他去完成，如果有需要帮助可以请主治医生和他联络。 

于是这个富翁爸爸又求助于我，试图让我说服Dr. Jimenez来中国为他女儿进行手术，他可以付几倍的价格，他说在中国他付的钱可以随便请一个顶级专家为孩子会诊二十次。我说这很难，美国不仅司法独立，医疗体系也是独立的，钱权很难去驾驭一个医生改变他的治疗方案，即使在用钱砸出的医学整容界，也非常难以用钱权去主导一个医生的治疗方案。所以至此你明白:世界首富，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只能在独立的医疗系统里乖乖地排队等待肝移植，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儿子——身为特拉华州前总检察长的博·拜登不能住在高干病房里不惜一切代价的治疗，而是要副总统的老爸卖房子救治。最最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在自觉维护这种独立和公平。

2、医生专家化培养机制导致的机械性治疗缺陷医患矛盾升级

2011年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北京的一名书画家王宝洺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海归博士徐文砍伤，轰动全国。

2013年10月25日，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3名医生被一男子捅伤，其中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因抢救无效死亡。

2014年2月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北满特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孙东涛在出诊中被闯入的患者用钝器击伤抢救无效死亡。

……

一时间，耳鼻喉科成了医患暴力的重灾区，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经过我的牵线同仁医院耳鼻喉颈外科陈晓红主任和中国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组建了一个微信群，邀请一些医生加入，就耳鼻喉科这几例病例展开医患矛盾、暴力原因的分析。

遗憾的是，所有医生都认为是患者的无理取闹，此项研究分析也就停滞了一段时间。于是我转向访问患者，而恰恰李玫瑾教授作为曾经的患者，给我们讲诉了自己的感受，几年前李教授患有过敏性鼻炎，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女医生建议她去切断一个神经，神经一切断鼻炎就治好了。而李教授的父亲当时提醒她不要轻易的去做这个手术，三叉神经是很复杂的，一旦切断可能会丧失很多感觉，于是李教授就选择了非手术治疗，坚持一段时间鼻炎就治愈了。

于是我们就访问了14例因为鼻炎鼻甲切除术后患者(我们本期待更多的病人参与调查，但我们通过网络召集只筛查出这14例病患，调查中我们甚至遇到不少的医托)，这些患者手术都是五年以上，其中只有一例手术后感觉良好，痛苦减轻，其他4例感觉症状无明显改善，剩余9例产生了其他负面作用，如鼻周麻木、吸入感丧失等。这9例重度术后并发症患者100%出现精神症状(请注意，这里已经出现了医源性精神问题)，比如鼻周麻木，吸入感丧失、咽干、胸闷窒息，睡眠时加重而伴有死亡恐惧，还有注意力无法集中，烦躁焦虑，分泌物增加、恶臭无法进行正常社交活动而产生社交恐惧。

我们知道鼻子是非常重要的感觉器官，而医生最该关注的是病人的本体感受，最重要的工作是保全病人生命、减轻病人的痛苦，如果一个手术不能减轻病人的痛苦，反而增加了病人的痛苦，在非保全病人生命的前提下，是否是治疗的唯一选择?值得耳鼻喉科医生思考! 据我的了解，中国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鼻炎的发病率很高(寒冷)，我们必须从这个地域文化、人群种族特点去调整医疗方案(李玫瑾教授甚至提到注意这个地区的暴力犯罪率)。

目前中国的临床医学生都在通过这样的一条道路成为一名医生:五年医学本科理论学习，进入医院成为实习医生、住院医师，就读研究生选择自己的专科方向，就读博士师从名医门下成为一名”专家”。一旦医生成为专家，就马上身价倍增，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但是无论是多么大的专家，他首先是医生，是解决人体基本问题的医生，人体是一个整体，某些疾病相同症状，但却是完全不同的疾病。作为一个医生必须有哲学思维诊断病人的疾病，而不是简单地成为一个部件的修理师。所以我认为医生就是医生，可以成为外科医生、内科医生、口腔科医生，而不能称为“脑瘤专家”等等荒唐的称谓。

再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我的一个亲戚，是北京口腔医院的主任，专攻口腔修复，日本留学归来，他自己的母亲近两年经常发生口腔溃疡，刚开始吃一些抗厌氧菌类药物可以缓解，但是最近半年却不断加重。他自己没有办法了随即请教大专家，在北大口腔医院请口腔黏膜专家会诊，诊断为“灼口症”，吃了药物却没有得到缓解，最后出现了精神症状，心悸、出冷汗、血压下降，忧郁烦躁，最可怕的是老太太曾想把一瓶安眠药吞下，以求“一了百了”。于是口腔黏膜的专家就建议去看精神科——某种医学理论认为有些灼口症是精神因素引起的。我去看望了老太太，我们开始聊天，从老人的饮食习惯聊到最近身体的变化，老太太拿出了最近两年的各种化验单，有一项检查结果被医生们忽略了:老太太近两年严重贫血。在堆积如山的化验单里，我找出了一张血清检测结果。老太太退休后追求养生，以素食为主。于是我帮她分析，她口腔黏膜因为贫血遭到了破坏，而造成贫血的原因是她长期素食缺乏了VB12，在血清检测中已经现实了。人到老年后回肠对VB12的吸收变差，于是很多老年人患上了贫血，“灼口症”是身体一系列变化引起的。所以我建议她先去改善贫血，贫血改善了黏膜就可以得到修复，于是她注射4周的VB12+VB1，灼口症完全康复。

于是，这位著名的口腔修复医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医生专家化培养机制会导致的机械性治疗缺陷，医患矛盾会因此升级。

卢梭的伟大来自于他的真实和坦荡，人一生没有一条路是直的，思考自己的错误和经验有助于获得新知，同样的分享自己的错误和经验更是伟大的品格。

每个医生都会犯错。但是，医师布莱恩·高德曼提道，医学界的否认(和耻感)文化让医生们无法诉说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以至于无法从错误中学习与进步。——Dr.Brian Goldman TED演讲《当医生们犯错误的时候》，这名加拿大著名医生从讲述自己的故事开始，他号召医生们开始谈论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

每次的医疗事故发生后，医生们都以缄默对待自己的错误，从不分享，这是医学界的耻感造成的，不光在中国医生们对自己的错误讳莫如深，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加拿大、欧洲，这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医生们都把自己的错误归结为某种不可抗的因素，其中很多医生背负心理压力，很难释然，需要心理辅导”。——《美国急诊医生心理辅导指南》

3、丫鬟拿钥匙——当家不做主的医生待遇

就像前面那道无耻的研究生入学“政治题目”，医生一旦出现错误，媒体、社会都首先质疑的是医生的医德，中国的医院文化里没有法治精神，喜欢道德上给人戴高帽，时不时地树立一个“爱岗敬业”的道德模范，行为上却喜欢给人穿小鞋，用种种劣根俗套限制个人的发展，比如一个非常有业务能力的医生，如果他想晋级、申请科研经费，需要发表SCI论文等等要求(这种穿小鞋的做法也促进了某种抄袭习惯)。

这种不讲法治、道德上给人戴高帽，行为上给人穿小鞋的管理医生方式，让我想到了一句有趣的歇后语:丫鬟拿钥匙——当家不做主。确实，这就是今日医生们普遍的生存状态。

2016年1月11日，中科院理化所一名研究员的高知孕妇在在北医三院妇产科死亡，家属和院方起了冲突，中科院理化所以一纸红头文件通告北医三院，要求给死亡产妇和家属一个“明白、公正、合理”的“交代”，我们前面说过:而很多人习惯驾驭某种社会资源获得财富，现在中科院希望用组织权利去驾驭医疗资源，给一个说不明要求的“交代”。

按照一个正常的逻辑关系，一个产妇死亡，应该启动独立司法调查，最后等待法官的裁断。但是现在，这一逻辑关系是不能成立的，医院和患者之间存在着随时可能爆发的暴力隐。

首先是死亡产妇家属和医生之间发生冲突，其次引发了产妇单位和医院之间的公文战争，而医生圈这个时候开始流传出死亡产妇、家属之间的各种隐秘事件，开始了一轮网络暴力攻击。

前面我们说过，医学界的耻感文化造成医生们无法谈论和分享自己的错误，而目前的社会环境，更导致医生无法讨论医学错误。在媒体多年对医疗界、医生的暴力性攻击之后，医生出身的大V在自媒体上终于有了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微信出来后，医生们终于掌握了自己的话语权，开始了一轮的高帽(道德)加小鞋反击，但这些反击却往往让事情走向反面，反而把社会对医生的信任再度拉低。

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像阿宝医生这样挖出患者隐私比比皆是，很多医护人员通过转发和评论此类信息而宣泄着平时郁积在内心的抵触情绪:有人检索了死者及其丈夫联名发表的学术论文，以证明“丈夫连论文都是蹭老婆的”，因而在老婆死后想“讹诈医院的钱发大财”。死者和丈夫“开公司套取科研经费”的八卦也被挖出来广为流传。

戾气、暴力是一种病毒，它们是可以感染、复制的情绪，当媒体社会多年来以戾气暴力对待医疗界、医生，今天这种戾气暴力病毒终于传染到医疗界里，大家都在宣泄着自己多年积蓄无处发泄的委屈。

我在微博中给阿宝医生留言:我觉得这种挖坟式的对患者的道德横加指责的做法是不妥的，比如我不能因为你说了过激的话而质疑你的医术和医德，同样的不能因为患者和医院医生的纠纷而对患者家属的道德水准进行评鉴，在法律面前，任何“说法”和“要个说法”都是可耻的。不讲法治，道德上戴高帽行为上穿小鞋的做法不值得推广。

在此次事件中，医生们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出一个信息:“尸体解剖所见符合主动脉夹层破裂出血。主动脉夹层初期症状不典型，一旦发生主动脉夹层破裂导致心包压塞，抢救成功率很低，死亡率极高”。

是的，此次事件中，有些心脏科医生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里发出了科普文章，科普什么是主动脉夹层破裂，但针对的都是非孕妇，我想随着生育二胎高龄孕妇的增加此类孕妇还会有，那么作为妇产科医生该如何采取措施呢?这是一个妇产科医生和心内科医生的交集点，这好像有回到了第二个问题的讨论，妇科专家?心内科专家?还是全科医生?

于是我在一个妇产科医生的群里发布了这样的话题，然而我却踏进了一场需要站队的漩涡中，网络戾气暴力又向我袭来，其中北医三院骨科的王圣林医生开始用最脏的话骂我“圣女婊”，同样我不能因为这个医生的满嘴脏话去质疑他的医德和医术，但我真为他传染了这种戾气暴力病毒而自己毫无知觉感到悲哀，如当年的蔡桓公。我被踢出了妇产科微信群，此事也不了了之。 

多年把医生当做当家不做主的丫鬟对待，必然产生某些医生对自己丫鬟心理的认同，如斯德哥尔摩效应，真正损害的是这个代表科学文明的精英群体的价值取向，最后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科学文明的走向。

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从事院前急救培训张元春医生在他的公众号里发表了文章——《帝都三甲医院产妇猝死，AHA2015指南怎么说》，欢迎妇产科医生微信搜索学习。他在文章的最后释放了作为医生的最大善意:我相信医生和患者共同的敌人是病魔，医生一定希望患者能够健康，希望医患双方能够携手共同对付病魔，虽然医学在病魔面前还是渺小的。这是我看到最真诚的医生语言，希望就此重新建立医患信任。

4、黑暗利益交割的医疗圈

就在我准备结束这篇文章时候，网络上又出现了一段引发医患暴力争端的视频《白衣女孩怒斥号贩子》，不过这段视频指向的不再是医生，而是寄生在医院周边的号贩子等黑暗势力。

2016年1月19日，一外地女孩在北京广安门中医院带瘫痪妈妈，挂300元专家号，排一天队都没排上，医院保安安排号贩子排到患者之前，号贩子威胁患者家属不在自己这买票排队就永远排不上，并每号要价4500元。女孩怒斥号贩子时多名围观群众给其送水表示支持，并提醒报警。事后记者采访多名患者家属，多名家属均表示因没排上号曾买过4500元号。女孩回老家后每天接威胁电话，也担心母亲不能再回医院复查。

于是提醒我似乎忘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钱。医生的收入该有多少?是否和付出的智慧精力成比例?患者该为疾病付出多少?医疗的利益分配是否合理?

在不了解医生的患者眼里，医生是高收入群体，2014年《福布斯》公布的美国最高薪酬10项职业榜单中，其中有7位来自医疗行业，外科医生(233,150美元)、全科医生(187,200美元)、精神科医生(178,950美元)、牙医(149,310美元)、牙科医生(146,340美元)、石油工程师(130,280美元)、航空管制员(122,530美元)、药剂师(116,670美元)、脚科医生(116,440美元)，第十名为律师(113,530美元)。

患者为疾病付出了高昂的费用，比如一个脊柱手术大约需要人民币8万元，常常有患有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儿童家庭为了救治孩子会倾家荡产花费大约60万人民币，在患者眼里这些钱会多数作为医生的收入，其实不然。

我本想了解中国医疗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但我发现这非常非常的难，这些收入不确定也无法统计，在北京、上海著名专家的收入可能随着他的名望、手术量、门诊量会比较高。但是，但我也询问了我的初中同学——一位山西县医院护士长，她每月收入仅仅1,800元，没有其他额外收入，她带领的护士每月平均收入1,000元左右，刚刚参加工作一年的护士月收入仅仅400元。护士长的外科医生的丈夫平均每月收入3,000元，在地方医院没有其他收入。

在调查中我的一个同学——一位著名的脊柱骨科医生，给了我一份绝对真实的清单(我们再次赞赏他卢梭般的坦荡和勇气)，一个8万元的手术，医生的手术费是1,000元，大约只占全部费用的1.25%，医院、病房、手术室的收费是12,000元，占15%，药品需要8,000元，占10%，手术内固定物(固定腰椎用的)6,0000万元，占全部费用的75%。

这名脊柱外科医生又帮我联系了内固定的生产厂家，询问内固定物的出厂价格，厂家答复5,600元，医疗器械的代理商从中获利的差价是54,400元，10倍的利润!我们知道厂家研发成本很高，5,600元的售价在合理利润范围，但器械代理商不存在这类成本，10倍的利润来自哪里?

器械代理商答复约5%会作为回扣给医生，也就是3,000元，医生在这种复杂、高难度的手术中收入4,000元(其中3,000元被称为灰色收入，这本是该堂堂正正给主导这次复杂手术的医生!提示一下，美国医疗器械多数采用直销方式给医生使用，不存在或者很少存在这个环节)，我们姑且忽略他学医15年低收入拉低平均收入，下面一张图表可以将患者手术费用流向一目了然。

能够独立主刀完成这项复杂高风险手术的主任医生经过多年学习站台6小时的收入，他在之前的15年是没有这种收入的，只能靠可怜的工资生活，一个北京三甲医院的住院医生的平均工资是5000—6000元，在北京这种高消费的城市，每月的收入除了保障生活基本费用，很难有其他奢望。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医生的收入分配吧:以我们之前提到的Dr. Jimenez的内窥镜颅缝再造手术，我们也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到44%医院收取提供两天的住院费，55%支付给教授带领的医生团队。所以相比较中美医生在收费比例上的差异，美国医生的高收入就毫不奇怪了。

这也再次验证了中国医生收入领域的丫鬟地位——当家不做主。

其次，对于患者来说，医院的收费看似透明，每个收费项目都有一个由物价局制定的“收费标准”，比如人工流产中的刮宫术收费40元，然而最让患者头疼的是住进医院，自己并不知道将要为疾病花费多少的钱，每天担心自己的住院押金是否够用。在这方面医院的并不透明，所以才有哈医二院天价医疗费的诞生。

2011年，我的朋友在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妇产科做了一次人工流产手术，术后结账时医院给了我的朋友一份由几毛钱、几元钱的单价组成的、长达一米的、总共1,400元的账单。术前我的朋友已经向医生了解了大致的费用，这个费用在她的预算之内，于是看都没看就交费准备离开，这时候我突然被一项收费吸引了——刮宫术:单次收费40元，次数:3次，总价120元。我就很郁闷地问医生:一个人人工流产一次，怎么可能有3次的刮宫术?于是问主治医生，医生说是护士计费的，于是问护士，护士说因为是刨宫产瘢痕子宫，所以要计费3次，这种不合逻辑的计费方式我是第一次听说!于是我和朋友详细的检查了这长达1米的账单，发现根本不存在、没有使用的中药也有200元的计费，我们一共从1,400元的账单中查到518元未产生费用计费。由此可见医院收费管理的漏洞。

美国的医疗体系是由医生主导的独立医学体系，医生会根据病人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方案，分疗程收费，比如一个一期肿瘤患者需要化疗，医生会告知一个疗程的化疗费用是多少，在这个疗程周期内提供什么样的治疗，药物的用量、次数等等详细的计划。如果一个病人需要做脊柱手术，一个脊柱手术的收费是多少，医院提供几天的住院保障等等都一目了然，患者非常清楚自己将要为未来治疗付出多少费用，从而知道自己的保险是否可以承担等等。

似乎，中国的医疗界该学习美国这种收费方式，就不再有“不惜一切代价”的过度医疗和错误计费，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医生在医疗中并没有多少主导权利，很悲哀的还是那句无奈的话:医生是当家不做主的丫鬟地位。

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个著名的医生某天夜间门诊看了10个病人，其中9个病人是从号贩子那里以加价500元的价格拿到的，而这名医生根本不认识这些号贩子，却用多年学识一晚辛苦为他们赚了4,500元!一个医生付出多年的努力勤奋的学习，付出自己智慧和精力去工作，做着救死扶伤的高尚职业，却不能光明正大的成为高收入者，这是社会价值观的耻辱;一名患者倾家荡产的去治愈疾病，很大比例的费用却被号贩子等等这种毫不付出劳动和智慧的流氓势力占有，这是医疗史的耻辱，载入这个民族前所未有的耻辱史的莫大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