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六年“两会”报导

俞正声主席到医卫界参加讨论委员们都说了啥？

杨金生委员：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同样在联组会上发言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致公党中央医药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主任杨金生。他在发言中建议，要落实政策完善机制，推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具体包括四方面建议：

一是进一步夯实中医药工作的组织架构。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担任召集人，定期召开国家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研究中医药发展具体政策措施和解决重大问题。进一步明确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统筹规划职能，与中央跟进看齐，防止“高位截瘫”。

二是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发展政策落实。加快《中医药法》立法进程，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增加中医药章节和项目，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政策，完善中医药服务的鼓励政策，如中医药服务价格形成和补偿机制等。

三是进一步把中西医并重方针落到实处。从思想认识、法律地位、学术发展与临床服务上，落实中医药与西医药的平等地位，尊重中医“师带徒”和一技之长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西医离职学习中医，坚持中、西医相互取长补短，适度提高中医类体现劳务技术项目的服务价格。

四是进一步推进中医药产业化全面发展。加大科研投入,借助现代技术，实现中医药标准化、信息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制定中医药产业发展鼓励政策，促进中药工业转型升级，推进中医养生保健、健康养老、健康旅游等服务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多途径扩大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

黄洁夫委员：用市场杠杆调节医疗资源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从临床医生的角度来谈医改，他说：“医改不是‘改医’，也不是‘药改’。医改是改革医药市场，是培育医药市场，是推动医药市场快速发展，通过卫生事业的发展去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此外，他认为号贩子是医疗结构性矛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与免疫室主任邵一鸣告诉记者，在上午的讨论中，大家对医改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他印象深刻的是黄洁夫委员的发言。“黄洁夫委员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对于医药卫生非常了解。他提出，现阶段医改不是用政府，而是应该用市场这个杠杆调节医疗资源的配置。医改很重要的就要调动医护人员积极性，这是过去医改没有做到。此外，还有加强慢病管理，不是治疗而是预防，全民都参与到健康中国的建设中。”邵一鸣说。

张澍委员：让医生也应享受科技成果转化回报

据邵一鸣回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内科管委会主任张澍在发言中提出，国家鼓励医疗创新，但是，很多医生却不能像科研人员一样，享受到科技成果转化的回报，而是像公务员一样，所有的科技回报归国家，连出国也受限制。他认为，医疗岗位上的医生，也应该与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一样，享受到科技成果转化的阳光。在美国，GDP中超过20%都是由医疗技术产生，我们国家也应该向这方面发展。

王红阳委员：破解儿科困境还需改善儿科待遇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物信号传导研究室主任医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聚焦儿科困境的破解。王红阳认为，造成儿童医疗服务供需矛盾凸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儿科医生培养渠道不畅，人才培养的源头断裂从根本上影响了儿科医生的人才队伍；因相关政策限制和评价体制的弊病，致使不少综合性医院不设儿科，或单纯应付门诊；因为儿科医生的工作要求高、强度大、报酬低、医患关系严重，造成他们的无望而选择离开；因为儿科医生的离开加剧了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更难以适应日益加剧的儿童过度就医，比如有的孩子发烧，家长一晚上抱孩子来看三次。王红阳建议，恢复本科招生确实可以储备儿科后备军，但是破解儿科医生荒，根本之策还是要建立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的医学人才培养供需平衡体系，改善现有不合理的儿科医护待遇，稳定现有队伍，不断吸引新的人才补充。

池慧委员：改善医护工作环境和待遇

中国医学科学院规划发展处处长池慧建议改善医护工作环境和待遇，支持和激励医学科技领域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的发展。她结合自身经历，表达了对医生职业未来的迷茫。她说，她进入医学院，源于中学时读了《林巧稚传》。有了孩子之后，也支持孩子学医。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暴力伤医事件，让她感到迷茫。池慧特别提到哈尔滨伤医事件。她说，当她看到这则新闻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孩子打电话提醒，以避免发生意外。现在，当一些以穿上白大褂为豪的孩子问她：“您一直说医生的环境会好起来，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见好转”时，池慧坦言自己无言以对。

方来英委员：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法》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方来英建议积极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法》进程，为健康中国提供法律保障。方来英说，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要在法制规范中改革创新。特别是我国的卫生政策被严重碎片化了的背景下，比如，最大卫生政策工具医疗保险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的；最能体现政府责任的经常性经费投入是由财政部门负责的；最关键的人力要素医生的教育和培养是由教育部门负责的；最重大的规划和投资项目是由发展改革部门确定的；国外传染病输入传播的关键关口是由质量检验检疫部门负责的。卫生部门政策空间反倒最狭小。同时，我国幅员辽阔，社会经济发展也并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必须打破部门藩篱，统筹尤为重要，决策更是关键。

夏宁委员：提升县级公立医院服务能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夏宁建议，提升县级公立医院服务能力，助力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夏宁说，县级公立医院资源总量不足。一是县级公立医院床位不足。以广西为例，2015年，全自治区县级公立医院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为1.4张，比国家1.80张要求低，需要增加床位约1.73万张；二是县级医院的基本建设未达到标准化要求。2009—2015年中央已支持广西县级医院项目161个，但仍有43所县级妇保院、22所县级中医医院未得到建设项目，同时部分新设和搬迁重建的县级综合医院也未达到标准化的要求。建议加大对县级医院的投入，提升县级公立医院服务能力。

昨日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医卫界别联组会议发言，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顺天德中医医院院长王承德的一番话，惊倒了会场上许多人。

说到现在中药制剂审批程序繁冗，王承德说，一个新制剂要进入临床应用，必须小白鼠点头才能通过，而中医药专家的话都不算数。他建议将中药制剂审批制度改为备案制，让更多的中医自制药用于普通患者。

“凡是药都有毒性，越是有毒的药越是好药。”王承德说，中医的毒性药治了许多西医治不了的疑难杂症，他还举了名医张仲景用砒霜为患者治病的例子，认为现在各种管理限制越来越多，使得三分之一的中医毒性药没有了，“（一旦）发生了中药中毒的事，公安法院来管，有你医疗主管部门什么事？”

华商报特派北京记者 张小刚